时间: 2024-04-22 07:52:38 | 作者: 多媒体弱电箱
● 最能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群人有很重的乡土情结，以乡村为归依，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即便出去了也会回来，不会离开村庄
● 为了维持基本生活，农村老年人在业比例比较高，仍然是绝大多数农作的主力。与子女外出务工前相比，他们农作的负担加重了，但获得的报酬并没有高多少
● 农村留守老人精神空虚、孤独感严重成为普遍现象。由于居住分散、社会组织发育不充分，老年活动辐射有限，特别是深山区的农村独居老年人，极易陷入自我封闭的心理状态
晚上8点，李恩颂从口袋里掏出新买的智能手机，试了好几遍后，拨通了大儿子的视频通话。视频那头，儿子正在加班，她赶紧说“没啥事，挂了吧”。因为刚学会用智能手机，一下找不到通话的结束按钮，她用右手食指在屏幕上划拉了几秒钟才把视频挂掉。
半弓着腰，用手捂着右下腹，李恩颂走出家门，来到村里的文化广场。广场上有不少村民坐在马扎上围着圈聊天，都是些家长里短，她抄着手听了一会儿后也坐了下来。
李恩颂所在的村庄是山东省临沂市一个典型的山区村。这里的村民靠山吃山，多种植玉米、小麦等农作物。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了，剩下的多是留守老人，除了完成农作外，他们往往还要负责照料自己乃至孙辈的生活起居、疾病就医以及精神慰藉等。
在我国，有千千万万像李恩颂这样的农村留守老人。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生活在农村的60岁及以上人口有1.2亿人。
其中留守老人占了很大的比重。根据2016年民政部的摸底排查结果，我国有1600万左右的农村留守老人。
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二代、农三代相继离土出村，造成农村家庭日渐“空巢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副部长刘守英从事了30多年的涉农研究，他发现，最能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群人有很重的乡土情结，以乡村为归依，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即便出去了也会回来，不会离开村庄”。
种种因素之下，不少农村老人留了下来，与村庄、土地相伴。他们目前的生存状况如何，面临哪些困难？近日，《法治日报》记者深入多个农村进行了调查采访。
李恩颂今年61岁，有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都留在北京工作。以前，为了供儿子读书，她和丈夫种植过黄烟、生姜，最多的时候两人种了30多亩地。
“那时候，什么赚钱种什么。”回忆多年前的“高光时刻”，李恩颂一脸自豪：“每天起早摸黑下地，就没有正点吃过饭，赶上好年景时一年能赚10多万元。”
常年超负荷劳作给老人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去年年底，李恩颂生了一场大病，至今还没痊愈。儿子在家照料半年后回到北京上班，日常生活起居只能靠她自己和老伴。
从拄着拐杖缓慢行走到自由活动，李恩颂花了3个月时间。为了全身心照顾她，丈夫不再继续租种原来的大部分田地，只留了5亩地种植农作物，农闲时便在村子里打零工补贴家用。
“没办法，孩子们都不容易，能帮他们减轻一点负担算一点。”10月4日中午，李恩颂一边做饭一边对记者说。
丈夫打零工的地方管午饭，李恩颂只要做她一个人的伙食。不到半个小时，饭菜上桌，一碗地瓜粥、一份咸菜。“中午一个人吃饭，图个方便，晚上再炒点菜。”她说。
同村的李汉林大多时候也选择简单对付一餐。81岁的他正忙着收割，没有功夫吃饭。
“咚！咚！”最近每天下午3点左右便会传来一阵敲打声，李汉林按时出现在村子里的文化长廊，这里晒着他辛辛苦苦从地里收来的红豆，他要赶在天黑之前将豆子从壳中剥离。简单啃了几口馒头，他便开始工作了。没有专门的辗轧工具，他就蹲在地上用一根粗壮的棍棒上下敲打，打一阵挪一处，红豆在他的反复击打下一粒粒蹦出来，长廊里四处都是他的豆子。
全部打完后，李汉林扶腿起身，缓缓走到长廊一头拾起扫帚，弯腰将地上的豆子扫拢，再用双手一捧一捧盛起来倒入尼龙袋。他指着袋子，眼睛眯成一条缝，笑着对记者说：“今年收成大概有100斤，按照今年的售价，可以挣800元嘞。”
李汉林的两个儿子在山东青岛务工，平常会给他汇点款，但他都拒收了，因为“现在还能自给自足”。他掰着手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种了3亩地的农作物，收成可供日常生活开支；在村里的杨树林里插空种了红豆和绿豆，额外增加一些收入，可用于支付家里的人情往来；政府还会发放养老金和贫困金，夫妇俩差不多有小1万元收入。
记者采访发现，为维持基本生活，农村老年人在业比例比较高，仍然是绝大多数农作的主力。有不少留守老人和记者说，与子女外出务工前相比，他们农作的负担加重了，但获得的报酬并没有高多少。
早在201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就显示，34.36%的乡村老年人的主要收入为劳动收入；46.4%靠共同生活的亲属供养；7.48%靠离退休养老金养老；6.81%靠最低生活保障金养老。
2016年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则显示，当年我国乡村老年人口的人均年收入约为9510元，只及城镇老年人口的三分之一。
秋天的湖南气温很不稳定。10月7日，温度骤降，在冷风中，金山缩了缩脖子，膝关节又开始疼了。他去村里的诊所，花25块钱买了一盒膏药。
步行10多分钟后回到家，他撕开包装，拿出一贴膏药贴在左腿膝盖上，再用双手抚平。起身去门后挂钩上抓了一件褂子披上，打开电视。折回来半躺在藤椅上，顺手剥开几颗刚从地里收上来的花生丢进嘴里，一边嚼一边看电视。
晚饭时间，儿子打电话回来，问他最近怎么样，他在电话里高声说：“别担心我，好着呢！”
金山所在的村庄位于湖南省西部地区，村里的青壮年多半去了省会长沙或者广东、上海等地务工，留下的多是老人，有些老人要帮子女带孩子，有些年纪稍轻点的老人还要照顾年龄更大的父母。
“小病拖大病挨”是这些老人的普遍心态：有的患风湿病多年，每逢刮风下雨腿脚疼痛难忍，却认为“不是大病，忍忍就过去了”；有的长期偏头疼，却只在发作时吃点止疼药；有的多年受哮喘折磨，却习惯了难受时去药店买罗汉果泡水喝……
李恩颂的病就是这样硬生生拖出来的。去年年中，她已出现了不适的征兆，但没放在心上，加上农活繁重，她只去村里的诊所开过几次止疼药。直到去年年底，她胃疼难忍，在老伴的陪伴下去医院，结果医生给她开了病危通知单。
“每次打电话回家，她都是报喜不报忧，直到扛不住了去住院才告诉我，好在病情有了好转。”李恩颂的儿子秦华每谈及此，都很是懊悔，他自责自己没有频繁和父母保持联系，更没有重视父母的身体。
2016年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超过70%的乡村老年人罹患不一样的种类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但记者近日采访发现，很多留守老人即使明知自己患有慢性疾病，也不会轻易选择就医，原因是“开销大、怕花钱”。
对此，刘守英指出原因：“虽然近年来医保报销比例有所提高，但一些慢性病急需的康复护理等项目尚未纳入医保，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常常“有室无人”，医养结合有待落地，大病救助依旧杯水车薪。”
而让人难过的是，虽然身体不适，但由于子女不在身边，这些留守老人还要自己负责照顾自己。
刘守英在调研中发现，实际上，农村留守老人具有较强烈的日常生活照料需求。调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有8.57%的农村老年人需要基本日常生活照料，即需要他人帮助吃饭、穿衣、上厕所、上下楼、室内行走等，所需照料时长平均超过4年；有11.63%的农村老年人需要他人帮忙做家务，且所需照料时间超过5年。无论是基本日常生活照料还是工具性日常生活照料（做家务），农村老年人的需求皆明显高于城市。
“然而，平均而言，约三成的子女一年内就没有帮助老年父母做过家务。其中，外出子女每周至少帮助老年父母做一次家务的比例仅为6.68%，高达50.71%的外出子女一年内就没有帮助父母做过家务。”刘守英说。
金山的儿子金辉冬对此深有体会。大学毕业后，他在长沙定居，工作地点则在广州，一年到头回老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更加不用说帮父母做家务了”。
三五个老人蹲在墙角晒太阳、自己宅在家里看电视……这是记者在农村采访时看到的普遍现象。随着土地流转、年龄增加等，很多老人无法继续耕种，而村庄人口又大规模减少，他们习惯的串门聊天等社交方式日渐缩减。
“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刘守英说。
这点在江兆洪夫妇身上体现得很明显。江兆洪有两个女儿、1个儿子，大女儿嫁到山东枣庄、二女儿嫁到山东临沂、儿子在山东烟台做医生。儿子结婚生子后，老伴便被接去烟台帮忙照看孙子，家里常年只剩下江兆洪一人。
10月5日下午，记者来到江兆洪家，正巧赶上他老伴回来“探亲”。江兆洪乐呵呵地在厨房里忙活，“家里好久没有人气了”。他所居住的四合院门口，堆着一摞刚收的玉米，整个院子被遮阳棚覆盖，天井上面爬满了南瓜，旁边搭着一个透明的露宿棚，里面铺满了刚摘的花椒。
这些作物都是江兆洪为了打发时间种的。“要不然农闲时整天没事干，太无聊了。”江兆洪说。如果作物都打理完了，他就给自己增加一份工作——打扫卫生。四合院共有5间房子，他便挨个收拾。客厅的一面墙上，贴满了儿子女儿和孙子孙女的照片，这些照片是他重点打理的对象，“基本隔两天就会用抹布擦一遍，有时也会对着照片嘟囔几句”。
“3年没见儿子了，还是很想他们的。”江兆洪指着儿子的照片给记者看，有点不好意思，“估计都变样了”。
老伴的心态则完全不一样。她每天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要负责他们的日常生活，还要督促孙子做功课，“每天忙得脚不着地，有时还真想回来歇一歇，但没办法，孩子们压力也大，能帮一点是一点”。
留守农村的李恩颂也在家里贴满了儿子们的照片。之前没有智能手机，她只可以通过老人机一个月或半个月与儿子通一次电话，但太久不见人，心里还是闹得慌。前段时间，儿子回家探亲时，给她买了一部智能手机，下载了微信，教她使用视频通话和查看“朋友圈”。
她并不会轻易点开儿子的对话框，只是在每天临睡前多了一个任务：先刷刷短视频，再点开儿子的“朋友圈”看看他们一天的动态，然后关闭数据流量睡觉。
“孩子不在身边，还是会感到孤单，但没什么事就不要打扰他们，他们那么忙。”李恩颂说，不过还是希望孩子能有事没事常回家看看。
刘守英及其团队调研时发现，农村留守老人精神空虚、孤独感严重成为普遍现象。由于居住分散、社会组织发育不充分，老年活动辐射有限，特别是深山区的农村独居老年人，极易陷入自我封闭的心理健康状态。一些志愿者反映，他们上门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为老年人提供做家务等照料性服务，而是陪伴。
记者也在采访中获悉，近年来，子女外出流动、共同生活的亲属长期分离使得农村留守老人的孤独感愈发强烈，抑郁情形有所增加，甚至有的老人还出现绝望自杀倾向。
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库山乡解家河村党支部书记解则江对于留守老人的心理健康状态格外关注。因为早在2015年时，村里有两个留守老人由于强烈的孤独感，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件事给解则江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解家河村现有人口630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20%，其中又以留守老人居多。如何让这些老人的生活需求和精神慰藉都能得到满足？解则江一直在思考着——“互助性养老”或许是一个答案。
2017年春节后，解则江和其他村干部利用村里土地流转所得收益，计划在村子里建设一座配有餐厅、住宿、洗漱、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幸福院。
从2017年6月开工建设到2018年7月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解则江和其他村干部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让解家河村的老人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院。目前，幸福院里共入住58人，其中70岁以上的56人。
10月6日中午，记者来到解家河村幸福院，一些老人正坐在院子里的长廊上聊天。记者看到，院内宿舍共21间，伙房、餐厅、医务室、文化活动室、接待室、阅览室一应俱全。
中午12点是开餐时间，铃声一响，老人们拿着餐具排着队有序进入餐厅。餐厅内，桌椅洁净一新，桌上摆放着土豆丝、辣椒炒肉、芹菜炒肉、炒豆腐、大锅白菜等。
“生活挺好，免费吃住，还有伙伴聊聊天。”74岁的杨德吉是入住幸福院的第一批人，谈起自己在这里生活的3年时光，老人不停地赞叹。
虽然住在幸福院，但杨德吉平常还会在村里打打零工，一天收入70元。“老人只要身体健朗，都可以在村里干点活，有事干就能让他们都觉得自己有存在感、有价值。”解则江说。
“解家河村抱团养老、自我保障、互助服务的幸福院建设，既给老年人提供了集中居住、互相照顾、快乐生活的自由空间，使老人们物质供养有保障、生活照料有人管、精神慰藉有依托，又解除了外出务工子女的后顾之忧。”库山乡副乡长王德凤说。
2019年，这种“抱团养老”的幸福院模式在库山乡全面铺开。据王德凤介绍，目前库山乡已建立25处幸福院，1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2处服务站点，同时与专业的家政服务企业合作，由各服务站对所辖各村统一配送饭菜，建成“系统+服务+老人+终端”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
库山乡小小幸福院托起“大民生”是我国近年来大力推进“互助性养老”的一个缩影。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地区目前已有养老机构2万多家，幸福院、颐养之家等互助养老设施10.8万个，多层次的农村养老服务网络已初步形成。
所谓“互助性养老”，就是由低龄老年人照顾高龄老年人，由身体健康情况较好的老年人照顾身体健康情况较差的老年人，以此完成养老服务的代际传递。
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介绍，农村“互助性养老”能够最终靠志愿服务、创立专门机构、长期护理险等几种模式实现，这些模式介于居家养老和第三方社会化服务之间。
记者注意到，在农村，“吃住一体”型、“管吃不管住”型、“公共文体娱乐＋上门服务”型……很多类型的“互助性养老”模式不断落地，依托村级老年协会、依靠有威望的老人带动组织，通过“少老人”帮“老老人”来解决“缺人”问题。
在山东省沂水县，“关爱老人·情暖夕阳”寸草心志愿服务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由农村党支部领办志愿服务队，发动村内50周岁以下、常年在家、有一定服务能力的党员，带头开展服务，服务对象以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留守老人和居家养老人员为主。服务内容最重要的包含打扫卫生、料理家务、清洗衣服、帮助代购，有效满足群众需求。
在北京市密云区，统筹各镇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组建本镇邻里互助机构，由机构依据老年人的分布，在本地招募邻里互助员，组建若干邻里互助队，形成“邻里互助机构、邻里互助队、邻里互助员”三级组织架构，有效解决农村特别是山区独居老人的居家养老照料难题。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刘妮娜及其团队一直在研究“互助性养老”模式，她和记者说：““互助性养老”在农村的优势，首先体现在农村具有建立在血缘、地缘、亲缘关系上的邻里守望传统。”
刘妮娜认为，村党委领导下的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等为开展农村互助养老提供了组织基础；此外，低龄健康（准）老人、党员等乡村骨干则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
“农村老年人收入相比来说较低，对市场服务的购买力和购买欲望都相对偏低，对“互助性养老”服务接受度相比来说较高，这也是其突出优势之一。”汪三贵说，““互助性养老”肯定是将来农村养老的大趋势。”
然而，面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挑战及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仍然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
“不好管理。”幸福院运行3年来，解则江最大的感受就是——看到老人们乐享天年，他很欣慰、很有成就感，但现实中也存在一些困难，比如老人们各有各的小脾气，聚集在一起难免产生摩擦，这对管理来说是一个挑战。
据王德凤介绍，目前库山乡在推进智慧养老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之一就是资金不足。为了尽量克服这一难题，库山乡按照“上级补一点，村里筹一点，个人出一点，社会捐一点”的原则，由乡党委政府对幸福院建设资金存在困难的村，预支启动资金进行建设；除上级补助资金外，剩余款项按照乡党委政府补贴50%，村自筹50%的方式来进行。同时积极通过驻村“”争取单位帮扶资金、吸纳社会捐赠。
陆诗雨是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她在调研中发现，农村留守老人更容易因为缺乏与亲密家人的日常交往，造成不一样程度的“社会脱节”。破解这一困境的突破口之一是鼓励、助力其“再社会化”，即持续适应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社会知识技能的更新、改善、充实和提高，而各种轻便的数字连接是助力农村留守老人“再连接”“再社会化”的第一步。
而对于“互助性养老”来说，虽然该模式目前在农村遍地开花，但同样面临一些障碍。
刘妮娜举例说，比如农村大部分人对于“互助性养老”的认识仍不清晰；资金投入不均衡且来源单一；农村“互助性养老”相关组织功能尚待充分的发挥；服务供需错位且质量不高；组织和设施缺乏有效管理和运营等都是持续推进“互助性养老”的拦路虎。
那么，“互助性养老”该如何进一步落地？针对农村养老问题，还有哪些“答案”？
刘妮娜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首先要弘扬农村互助文化，让邻里守望、互助合作成为农村的主要文化；其次由政府引导多渠道筹资，增加农村互助养老资金支持，可以推动长期照护保险试点地区购买农村互助照护服务，除政府资金以外，让更多企业、基金会和其他社会资本参与农村互助养老试点的资金支持。
“也要因地制宜确立组织形式，做好农村互助养老组织机制建设。比如是不是能够确立老年协会作为农村互助养老组织的主体地位，由农业农村部出台有关政策鼓励农民合作社由经济功能向生活服务功能拓展，发挥好妇女组织等基层群团组织的作用；由民政部牵头制定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发展指导意见，优化村级助餐服务，抓实条件好、辐射性强的助餐点建设等。”刘妮娜说。
刘守英的建议是要多管齐下：进一步提升养老保障水平，建立农村养老金稳定增长和动态调节机制。目前，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险停留在“广覆盖、低水平”阶段，与城镇老年人的养老金水平存在比较大差距。可尝试对标城市居民养老金增长与调节机制，着力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水平，增加“养命钱”的筹措渠道，辅之以精准化养老服务补贴制度。
提高健康服务水平，解决农村老年群体“就医”问题。优化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布局，对于长期未使用的村卫生室进行整改，科学制定基层卫生服务人员的培养、晋升、补贴政策，缓解当下因缺少医务人员造成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无法正常运行的状况；建立农村老年人急救体系，建立山区乡村集体配置急救车制度、增加急救站，并对乡村“4050”人员（指处于劳动年龄段中女40岁以上、男50岁以上的人员）进行急救培训，增加人员供给，提高急救呼叫满足率；医疗卫生资源进一步下沉，放宽乡村卫生室药品供应、输液权限等，满足农村老年群体的基本就医需求。
“对于一些慢性病药物，在保证医疗安全的基础上，对诊疗规范和指南规定较为明确、安全性高的一线药品，可尝试开具长期处方，让老年患者少跑路。”刘守英说。
从数字科技助力的角度，陆诗雨建议，为农村留守老人保留、创造更多“数字连接点”，“这些“数字连接点”不局限于社交网络，还能够最终靠各种充满互动的数字内容产品，如老年人喜闻乐见的长短视频、棋牌游戏，为老年人建立补充型的社会网络”。
这一想法得到了秦华的认同。他发现，母亲有了智能手机后，心情都明媚了不少，闲时刷刷短视频，偶尔还会和外地的亲属和朋友视频聊天。
他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能否在农村探索建立代管机构，负责资金运营、生活用品购买及信息服务？
“给父母钱，他们不要，即便收了也舍不得花。如果有这样一个代管机构，子女每个月打一笔钱进去，由工作人员帮忙买菜、买药或者其他生活用品送到家里去。等机制成熟后，从物质到信息实现全面帮扶，为子女与父母搭建信息桥梁，比如父母生病时可及时告知子女。”谈及如何帮助留守在家的父母，秦华有点无奈，又满怀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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